【转】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发布时间：2016-09-03 责编：【半城】公众号浏览：来源：复制链接

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5%的上层家庭根本不玩中国高考游戏，也看不上国内质量越来越差的本科教育，这些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选择每年学费高达数十万的国际学校，高中甚至初中就到欧美发达国家继续接受最优质的教育，他们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甚至国际化的精英。

对教育最抓狂和焦虑的当属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985、211大学，他们的社会流动轨迹就将滑向底层。这就是中国社会当下，生动的阶层教育画像。

余秀兰：焦虑的中产阶级，焦虑的教育梦

曾经，“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是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教育是中国亿万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一剂强心针。

如今，“一毕业就失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口号却戏谑地调侃了教育，这个曾是渴望向上流动的人们赖以改变命运的独木桥。许多令人困惑的情况出现了——

第一，“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已然变味。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已经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与必需的教育。受教育已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

第二，教育不再是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的好事。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大学学费无异于天文数字。一个人考上大学，一个家族都会被拖入贫困的泥潭。加之如今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趋高，即使大学毕业，对家庭的回报也没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名人并未受过高层次的教育，但有着可观的金钱和较高的地位。再加上所谓的“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断涌现，使得“读书无用论”有了生存的土壤。

种种现象似乎表明，教育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高层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

“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了。而中国的不同阶层，对待教育的态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别。

一.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一位两个孩子均在外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的！”“以前村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目光短浅，瞧不起我，现在，他们好多人反过来求着我，让我儿子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念大学又怎么样，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学。”

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由此可见，认为“读书无用论”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正确。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相反，他们更加疯狂。

二.疯狂的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与过度重视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

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企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窥全貌。

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与该校针对出国留学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关系。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熊易寒：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文化纵横》2016年8月）

这些现象都带给人们极大的困惑：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底层的上升通道关闭了吗？教育与社会流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三.人们为什么讨厌那些“二代”？

观察当前的中国社会可以发现，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显现，向上流动困难。

第一，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

这些教育差距（除第四个差距）主要是因地域差距造成的，但同时也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因素，不同家庭背景为孩子提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差距越来越大。具有较好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会为孩子选择较好的教育。此外，家长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投入也因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差距很大，家庭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找家教、选择辅导班和进行各种才艺培训。

这些，都导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第二，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

“二代”现象反映了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

在地位获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

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有研究表明，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拼爹”是对这一现象最形象的概括。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获得大学文凭不再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大学文凭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功能。对于某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他们的就业不需要完全依靠这张文凭；而对于家庭社会背景差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则具有实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资本。

正如杜里－柏拉和让丹所指出的：“虽然文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为了获得某一社会职位有文凭就足够了。”“现实中，择优录用的运作似乎被社会因素严重扭曲了。在学业成功和选择某一教育与家庭环境不无关系的事实之外，社会出身继续对教育水平相当的青年们的职业插入产生影响，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继续介入其中。”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底层人们向上流动受阻，对教育绝望。而中产阶级，却开始了地位焦虑和对教育的疯狂。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固化，“拼爹一代”成为人生赢家。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极易激化，富二代、官二代成为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来源，和一触碰就燃起熊熊舆论之火的敏感词。

四.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

教育，究竟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